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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函询问发行人是否就已经尽到“督促义务”？《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为准则》虽然规定了“督促义务”，但却没有就“督促义务”的行使方式和标准作出明确的规定，这当然给了各家券商内部风控自主判断和把握标准松紧的空间，却也造成了市场上各家券商在履行受托管理职责时标准不统一的现象。于是就有观点认为，只要给发行人发函询问是否出现重大事项，受托管理人就已经履行了“督促义务”。这样的做法当然比第一个误区中什么都不做，等着发行人主动披露要好，但恐怕也很难称得上是勤勉尽责。

后来中国政府也学习西方的作法，对非洲、对一些贫穷的国家提供贷款购买设备，贷款是给运营商，而不是给我们，如果给我们提供贷款，我们接受不了这个负债比。我们能享受到出口信贷的额度其实没有多大，大部分是给大型的基础建设工程如桥梁、铁路，电信合同总体来说金额比较小，电信运营商大多数也比较有钱，购买设备的主要竞争不是在信贷问题上。中国最早的信贷就是从西方国家向中国卖东西开始，中国国家刚开放时钱都没有，几乎没钱。

对于设立科创板带来的影响，田利辉认为，这会给投资者带来更大的选择空间和更多的选择标的，提升投资者的参与度。同时，需要注意的是，注册制方式强调投资者对自主投资行为负责，对其甄别优劣标的、自担风险的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科创板将会与主板、创业板和新三板形成错位发展，科创板将成为主板市场的重要补充。”潘向东表示，未来主板市场依然会迎来更多盈利能力较强、经营现金流稳定的优质标的上市。

以此结论对照证监落马官员的具体分管领域，证券发行和稽查执法居多，当非偶然。2018年9月公布二审判决结果的证监会“最牛女处长”李志玲，也是出自发行监管部。2016年以来，证券会罚没款金额呈倍数上涨刘士余2016年2月上任主席到2019年1月卸任，证券监管执法领域有三大重点：

三十年前你到深圳的话，看不到像现在这么有秩序，中国现在的秩序是持续建立起来的。而且中国在民主制度上建立了有序的民主，只要你讲话不过头，讲什么话不受限制。如果在三四十年前，我不仅不敢跟你们讲话，连在街上见到你们都要赶快回头跑，与你们擦肩而过都会有被嫌疑的危险。现在中国变得很开放，我可以与你们随便讲话，讲话中也没有粉饰我们的状况。中国正在现代化、民主化的道路上前进，从西方的观点来看还不尽满意，是因为你们用横向眼光看问题，因为你们已经历几百年的现代化了；我们用纵向眼光看问题，看到中国社会几十年来一天天在进步，我们还是很满意的。

此外，三名被召回的美国大使也已“悄悄”返回原来的岗位，而华盛顿方面并没有祭出新的强硬信息或惩罚。博尔顿的白宫发言人拒绝就三名美国官员所描述的辩论细节置评。《纽约时报》认为，美国内部有关萨尔瓦多的辩论表明，很难界定哪些国家是美国的“朋友”、哪些国家值得美国进行援助，且特朗普要求对所有受援国进行审查也是困难重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