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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此时，康得碳谷项目“一期工程已经开工建设，核心设备合同已签订完毕”，康得集团骑虎难下。有券商人士分析称，迫于无奈，钟玉决定先从现金流充沛的上市公司康得新“借用”资金。但大股东占用资金的违规做法，被监管机构盯上。在1月22日的债权人会议上，钟玉首次承认，上市公司和集团的资金确实存在混用情况。

孙宇晨在朋友圈中写道，2014年11月与搜狗CEO王小川一起录制节目时，被对方称作骗子，断言自己肯定会失败。“我永远也忘不了他这打量骗子的眼神，”“他说和我录节目是耻辱。”“后来不到三年，自己的公司就超过搜狗市值，” 孙宇晨表示，“人生中，瞧不起你的人对你的鞭策更加刻骨铭心。”

对于当时中国银行体系所存在的问题，我们用了“三三制”进行描述，即银行不良资产里面，1/3是计划经济遗留下来的，1/3是早期转轨时带来的，1/3是银行体系自身经营不善导致的。上世纪90年代初期，工商银行也发过所谓“包饺子贷款”和“封闭式贷款”；有些企业，可能当时并不赚钱，但只要其中一条流水线赚钱也可以贷款，但这些贷款很可能就会出问题。中国当时面临的问题和那些转轨国家类似。计划经济期间，经济结构、经济体制存在的问题都大量地转化为银行的负担，当时银行可以去找财政部门商量（从理论上这种问题属于财政问题），但是如果财政很薄弱的话，也不可能大量地为这些损失作出承担。

腾讯过去低调地控制了风险，一方面由于与政府监管部门的密切配合，一方面受益于政府部门对互联网创新的监管滞后性。但随着以BAT为代表的互联网巨头成为中国最大的商业企业之一，随着互联网巨头的产品生态已经深度影响数亿、十亿级用户，其网络服务已经变成社会基础设施，自然而然要受到更严格的监管；同时，政府部门对互联网的认知和洞察也已经成熟，监管手段、技巧日臻成熟，对互联网巨头的监管也更为有的放矢。

但是，一个在国际上能够建立起颇有声望的评级机构，需要深厚的专业基础、广泛的公信力以及相当长期的时间积累。评级业是一个特殊行业，不是一般普通行业通过业绩积累就可以短期达到以上效果，因为它需要市场的自发公认，不是金钱和其他强制措施能够达到的效果。

中央多次提出“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攻坚战，重点是防控金融风险”。当前，我国的金融风险总体可控，但需要高度警惕。例如：地方政府性债务存有“敞口”风险，借新还旧的债务规模较大，形成了债务风险积累，并出现了债务“转表”“隐形化”和复杂化加剧趋势，一些PPP和政府购买服务项目运行不规范产生隐性债务风险；影子银行活动过于活跃、规模快速扩张，存在期限错配、高杠杆等问题，加之出现的脱实向虚、自我循环等金融异化现象和行为，脱离了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本质； 此外，新金融业态、房地产等领域潜在的金融风险也不容忽视。